若塵《中國青年報》(2014年09月22日11版)
  9月12日,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2014年本科新生開學典禮上說,教學的內容設定不能以“就業”為唯一目標,這似乎是為了適應和滿足當前社會的需求,為社會提供一種及時的服務,但這樣的教育其實是在自棄,不是育人。因為它嚴重違背了以人為本的教育基本原則,人不應僅僅是社會當中的一個部件而已。大學不能淪為職業培訓所,讀大學更是一個悟道的過程。
  楊玉良校長的一席話,註定讓“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院校按捺不住。有人認為,應該尊重每個校長的辦學理念,本科教育與職業教育不同,沒必要完全統一;有人極力為高職的“就業”目標辯護,認為楊校長並不能理解現在的就業形勢以及大學生畢業後所面臨的生存壓力;還有人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粗放必然導致粗俗,大學不妨勇於承認自己的“粗俗”……
  觀點的多元、理念的差異皆因立場、角度、圈子、視野的不同。筆者以為,大學的確應該保有獨特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也需要與社會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要引領社會,主動擔當文化、精神塑造的重任,而楊玉良校長也確實是站在精英教育的立場出發。這種自信並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對現實的認識不清,而是大學的內涵與實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由此形成對社會經濟發展、對其自身鑄就的文明、文化和服務功能的一種自知之明,或曰文化自覺。其實,國外的一流大學又何嘗不是這樣?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說過,“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並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
  反觀國內的高職院校,是不是已經具備了這種“文化自覺”?是不是擁有了文化立校的自信?尚且難說。這些年,社會對職業院校的主要詬病就是“重技能輕文化”,並且在以就業為導向的指導下,出現了很多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情。究其原因,作為一種教育類型,高職教育在我國的教育體系中還是一個新生事物,高職院校成立的時間也不過10餘年,與一些已有百年發展歷史的本科高校相比,高職對其自身的規律、特點仍然需要長時期的客觀實踐和理論探索,這種“先天性”不足不必閃爍其詞,是高職必須正視的事實。
  其實,輿論對職業教育功利主義再怎樣批判,也並不能扭轉這種現實。常言道,先生存,後發展。文化的繁榮是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形成的,這需要歷史的積澱,根本無法揠苗助長。當下,國內更多的高職院校尚且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這些院校還正忙於擴大辦學規模、改善辦學條件,生存是其面臨的最主要、最突出的問題,人才培養不免會忽視人文教育,“工具性”教育突出,學生僅僅被看作生產的手段,學校更像是個“加工廠”,不過是從事培養“人力”的職業培訓所。必須承認,物質基礎的薄弱往往是精神內涵、文化環境構建的牽絆和掣肘,拿文化的標準來要求這類學校未免有些奢望,出現功利化的辦學傾向也在所難免。
  教育的本質是人的素質的提升,是人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與實現,是達到自我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最終歸結為一個字,即“人”的發展。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教學活動促進學生的人格得到自由和全面的發展。不可否認,在自我摸索式的發展過程中,一些高職院校由於經驗的匱乏、條件的不充分、文化意識尚未覺醒,極有可能偏重學科教育、專業教育,過分的專門化和技能化,甚至以“就業”為唯一目的,進而忽視了高職教育“高等性”與“職業性”的均衡、協調發展。
  當然,在高職院校的隊伍中,也存在著追求、境界和層次的差別。由於地域分佈、辦學主體、辦學條件、辦學歷史、生源質量、依托的行業、企業背景大不相同,高職院校在辦學理念、辦學層次、辦學重心和發展的階段、發展水平和服務功能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事實上,一些發達地區的國家示範性、骨幹性高職院校,起步較早,聲譽好,質量高,外加社會文化環境的開放和政府政策的自由自主,其內涵建設早已從規範辦學向開放辦學、深層次改革邁進,甚至朝著國際化和教育創新方面發展,已經凸顯了文化自覺和文化擔當,朝著文化育人的方向不斷努力。
  須知,高職院校既不可盲目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總是居於卑微、自我貶低的劣勢心理。高職教育要實現“高等性”統領“職業性”,這需要“領頭羊”效應,更取決於院校對自身的主觀認識程度和努力水平,說白了,高職院校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總而言之,高職院校之間的競爭最終將會演變為文化的競爭,唯有文化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特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筆者呼喚更多的高職院校出現這種“文化自覺”,向著一流的職業教育邁進。  (原標題:高職學校最終也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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